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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题及答案(三)

2011年11月16日09:53中公教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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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家公务员(微博)录用考试《申论》全真模拟冲刺卷(三)

适用于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2011年8月1日CCTV-12社会与法频道《一线》栏目向我们讲述了一位母亲带着年仅11岁的儿子跳崖自杀的惨剧。原来,这位母亲的儿子7岁时,被检查出了尿毒症,家里有一个患有尿毒症的孩子,父母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苦苦挨过4年之后,这个家庭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为孩子治病了,于是母亲抱着亲生儿子就这么跳崖了。可以想象,这位母亲跳崖的原因,但是绝难想象出她抱着孩子跳下去那一刻的心痛。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2011年5月8日,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5月16日,事发一周后,在重庆市有关领导的关注下,还在家中苦挨的吴远碧被送到江北的重庆市中医院。6月2日晚,吴远碧终未敌过病魔,离开了人世。吴远碧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件事件背后的体制缺陷也令人深思。

新华网曾经以《村民自制呼吸机延续少女生命》为题报道了河南女孩冀小燕突患重症,最终因无钱交住院费而被迫出院,家人和朋友自制呼吸机延续其生命的故事。一位网友评论道:“看了真是心酸,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怎么老百姓就享受不起呢?为什么医院采购设备的费用总是往高里说,开出的救命药价总是贵的要死?医院怎么能让离不开呼吸机的病人出院、自生自灭呢?”只能说,在当代文明社会里,村民自制呼吸机的行为是对我国医疗制度的莫大讽刺。

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建设从未间断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城镇建立了面向企业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建立了面向全体农民的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开放以后,1998年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建立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这些措施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2.2011年7月27日,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广东三级甲等医院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一直备受诟病的“看病贵”问题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看病贵”很大程度和药价相关。本次调查针对“头孢呋辛”片剂和“雷尼替丁”胶囊两种常用药物的价格进行抽查,抽查时段恰在发改委部门公布指导价前后。结果显示,确实出现了不同医院药价差异明显的现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广东三甲医院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是“合理收费”。调查显示,以抗生素为主的抗感染类药物占据了总费用的50%以上。而WHO的最新资料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这一数字约为30%,而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的统计,抗生素在我国药店中的销售份额约占30%。据统计,仅广东省药店抗生素年销售额就有10亿元,全国近100亿元。

2011年5月16日,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在第十四届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表示,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负债运营——医院上调医药费,这一逻辑恰是当前医疗机构陷入“看病贵”泥潭的问题所在。全国90%的县级医院负债经营,使医院为生存而难以避免趋利性,从而直接推动了医药费用的过快上涨。同时,各类医院把从政府争取到的财政资金大都投入到基建和购买先进医疗设备等硬件领域,如大兴土木,改善医疗办公条件等。最终医院的负债和各种运营成本都变成了高药价和高检查费等,可以说这是当前“看病贵”的主因之一。

2010年12月,山东省兖州市中医院在全国首创了“先看病、后付费”制度。日前,济宁市卫生局下发通知,将在全市推广这一办法。据山东省卫生部门2011年6月27日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已有29家医院在全院或部分科室开始实施了这一新模式。公众对于“先看病、后付费”仍不敢抱过多期望,这种至少有以下几种隐忧,其一,后付费不等于不付费,“先看病、后付费”制度解决不了难、贵问题;其二,“和医院签订还款协议”还有个利率问题,这个利率是有是无,是高是低,现在仍然不明确;其三,不排除有部分患者钻此漏洞,“后付费”也有变成不付费的可能,这会加重医院的运营成本。当然,隐忧归隐忧。单纯从价值来看,兖州市中医院在全国首创“先看病、后付费”制度,理当赢得掌声。2011年7月底,针对急诊、门诊排队时间长,群众意见大的问题,卫生部给出“三好一满意”活动的分解指标,要求医院要合理安排门急诊服务时间、简化门急诊服务流程。其中挂号、划价、收费、取药等服务窗口等候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所谓的“三好一满意”活动即“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活动,是卫生部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重点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的。

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疾病谱发生变化,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并呈现多样化。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全科医生要掌握多门专科知识,综合程度较高,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通俗来讲,就是可以什么都不精,但什么都得懂。全科医生队伍的建立,对于医疗资源向基层沉淀、削减公立医院对老百姓看病的权重至关重要。然而,即使是像北京这样较早进行全科医生队伍培养的城市,依然面临很大缺口,遑论中西部地区。未来,如果不能有所突破,“看病难、看病贵”恐仍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得了重感冒,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打点滴,可家附近的社区医院没有办理省医保,没办法还要跑到大医院去就诊。”退休的大学老师汪女士说。A市并存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多张医疗保障网,省、市医保、铁路医保等网络各自运营,影响居民方便就医,制约服务水平的提升。由于医保多网并行且互不联网,每个基层医疗机构要想满足居民方便就医,必须同时准备每家医保的电脑网络,且每家网络都需要一台独立电脑运行。据A市一名社区医院负责人介绍,每新上一家医保系统,配备设备、人员、网络费用等,一年的花费得几万元。如果一家社区医院想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就要具备各级医保定点医院资格,仅每年支付医保网络的相关费用就让社区医院吃不消。此外,不稳定就业人群其身份在职工与居民之间转变,所属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却不能随之转换;与日俱增的“城乡两栖人口”和流动人口对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的医疗保险管理与服务;城乡人口身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正在变得模糊,截然分开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管理与服务等都已经难以适应城乡居民对医疗的实际需要。

2011年4月12日,湖南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会议召开。会议上公布的《湖南省关于促进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试行)》提出,鼓励湖南社会资本举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变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和吸引境外具有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在湖南设立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同时,该意见还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参与公立医疗机构改制,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

4.人们常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在医院里,医生最神圣的使命便是以精湛的技术、优秀的医德为病人服务,以最快的速度全力以赴抢救重危病人,而“以最快的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的救护车及时把重危病人或者伤员送往医院急救。然而大多数医院以营利为目的,医院逐利倾向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院前急救”难免会成为赚钱的一个“平台”。我们日常时有所闻,救护车开出天价车费,倘若病人家属有异议,则人为地延误抢救时间;还有的急救车舍近求远,既得利益高于生命价值,没能把病人送往就近医院,由此导致医患矛盾的产生。为此,政府应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适当加大投入,让“院前急救”回归公益本性,从而尽最大可能保障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2011年7月卫生部对《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因为费用问题,拒绝或者延误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可是,《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是否能真正解决上述问题,人们有理由为此表示担心,因为它只是一个部门规章,缺乏法律“刚性”效应,难以确保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无条件地执行。而且,该办法规定的因费用原因影响救治的,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以及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与漠视生命的后果相比,似乎惩戒过轻。因此,要确保“不得因费用延误救治”成为现实,还应从法律层面加以保障,并且视情况加大惩戒力度。

假如一位消费者来到餐馆,本来想吃一碗牛肉面,但服务员非要推荐鲍鱼海参,这就是“霸王餐馆”。假如一位患者来到医院,本来用便宜的国产药就能治好病,但医生非要用贵重的进口药,这就是“过度医疗”。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下,“过度医疗”是医生获利的主要手段。尽管医患双方有着治愈疾病的共同愿望,但在经济上,患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而医生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费用。专家认为,医生既是“过度医疗”的“操盘手”,也是削减“过度医疗”的主力军。要想管住医生趋利的手,必须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医疗制度,让医生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在国际上,临床路径是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手段。所谓临床路径,就是医生治疗同一种疾病的“标准流程图”。临床路径的最大优点,是该做的诊疗必须做,不该做的诊疗不能做,从而实现“同病同治”。临床路径不仅可以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而且可以为医保部门科学核算医疗成本、合理制定收费标准提供基础。北京大学(微博)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指出,虽然任何疾病都有个体差异,但也存在规律性的共识,临床路径就是在个性中提炼出的共识。在美国,不同医院的医生,治疗同一种疾病,方法基本一致。而在我国,即便是一个科室的医生,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对于实行临床路径的病种,患者从一住院就知道做哪些检查、用哪些药品、住多长时间、花多少费用,从而降低了医生诱导需求的可能。任何偏离临床路径的行为,都会受到管理者和患者的双重监督。不过,临床路径也允许有“变异”。如果出现“变异”,医生必须填写原因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治疗。有人说,医生公信力滑坡,既是道德问题,也是制度问题。道德是柔性约束,制度是刚性约束。好人遇到坏制度,可以变坏;坏人遇到好制度,可以变好。因此,惟有深化医改,革除制度弊端,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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