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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霆:中国管理咨询与培训业的趋势与挑战

2010年07月05日18:03腾讯教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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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报科学家杨沛霆:中国管理咨询与培训业的趋势与挑战

今天有幸政协报咱们领导让我来跟大家交流关于我们咨询和培训这项事业的一些想法和意见,感谢政协报领导给我这次机会,下面我想用20分钟跟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感受。

第一,我们对当今的时代有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把我自己的看法说一下,这个不是说特别拔高我们咨询培训事业,而是事实是如此。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公认是一个多变、快变,巨变的时代。这个几乎在所有的我们从事管理培训咨询的人都意识到这点,我们所有的企业家,我们的学者,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很难预见,这个时代要比过去明显的突出了,因此如何应付这样一个多变快变聚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多变聚变的时代里面,我们主要的应该看到,是一个钱三强同志在我们中外管理杂志创刊的创刊词上,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今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第一是要把管理和教育结合起来,把教育事业和管理事业结合起来,而这个恰恰正是我们培训和咨询业的主要任务,从谈到这点的时候,有一次我参观咱们国家去了一个大轮船,参观日本的一个高科技展览,当时我在日本工作,给我一个特别照顾,从后门可以进去,我当时从正门进的,排的是长长的队伍,全都是中小企业,当时我很奇怪,我要不要来,因为很多高技术看不懂,外行看热闹,不能看真正的东西不懂的,为什么中小学生都来了,我进去之后,旁边有个标语,上面写着要把一切活动纳入到教育轨道,你看日本这个口号让我心动,把一切的活动都纳入到教育轨道,我到里面一看,所有的都要针对,讲解员,都是针对中小学生讲解的内容,他讲的是高技术,比如说一进门,机器人给大家发展览室的内容,大家都拿到,看机器人弹钢琴,看机器人讲故事,让那些中小学生都心动,最后有个节目我印象很深,一棵西红柿,长了一万多斤,讲解员说,我们日本很穷,要资源没有,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一棵西红柿够我们每一家吃一年吃的了,摆在那儿一个西红柿,我去的时候已经红红的,一个架子上长一万多个的西红柿一棵,他说我没有什么高技术,就是适合的阳光肥料和水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小学生感觉到并不是很难的时期,只要我们科学的对待一切事物,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产量。所以我刚才想到这一点,在当今这样的时代,在钱三强同志我在1962—1984年我写的关于管理的书,他写序的时候写到,他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他引用了未来学家一句话,现在是什么时代呢?过去说知识是能创造一切的,所以他说现在的时代是知识的知识创造一切。知识就是力量,现在真正的力量是知识的知识,而不是知识本身,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要把有效的知识,有序的传递给需要者。这是什么,这还是咨询我理解,不是吗?所以能够驾驭我们力量的不是知识本身,是利用知识,而如何利用呢?就是加强培训和咨询。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说他是资讯的时代,绝对是不错的,资讯是什么,知识经济下面传递知识的工作,有效的传递知识工作,使知识有序化运作。而不是无序的。

我是搞情报的,科学院情报所,我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三年助教,就到了科学院情报所,当时大家都搞翻译,我想翻译绝不是情报,只是一种手段,后来我就研究情报,那时候聂卫平的爸爸当我们所长,他说我现在参加国际情报会议,我不知道什么是情报,怎么个情况,到那儿跟人讨论什么,我们1300个研究所里面没有人知道,有个叫杨沛霆的说你找找他,明天我主持会议你给我讲,给我们1300个研究所的同志讲,各部委的情报所,各省的、各市的、各企业的情报部门,这些人都要我去讲,情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夜之间成了情报专家,全国首届科协大会还给我发奖,就是说知识传播的今天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他很有学问,所以58年我就跟我们的同志提倡办情报大学,结果成功了,因为科学院办了科技大学,我说他能办地我们所也能办,结果我们办了情报大学,后来情报大学就并到科技大学的一个情报系,我一直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不管是换了校长,那个情报是我开始创办的,情报是什么?就是要把知识有效的有序的提供给需要者。不是这样吗?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时我感觉,我还挺自豪的。当今这样一个多变快变巨变的时代,关键最重要的是我们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信息时代,不就是有序的传递知识和消息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想讲的就是怎么样做这个咨询,20分钟我简单讲一下,怎么做咨询,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是搞情报的,那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要跟外宾谈到科学技术问题,有时候中央领导不知道,因为不一定每个情况中央领导那么忙都知道,马上给科学院,说你们一定在外宾走以前,把消息告诉我,到底他说的是什么,问周总理,说你们绿色革命,当时周总理一听,我们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是红色革命,怎么搞绿色革命,你想巴基斯坦是我们朋友,不会给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一定是里面有学问,于是找到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尽快的把他找到,因为当时我是搞情报的,实际上就是育种的绿色革命,就是墨西哥小麦,菲律宾水稻,就这两个品种一下让这些国家从进口粮食变成出口粮食,叶海燕还提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搞呢?

第一,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必须有专家,而首先还是要有专家,就是说你要想解决什么问题的一个咨询的机构,你必须有这方面的专家,而你专家的水平就是你的水平。我到日本的一个政策研究所去,他是一个咨询机构,我怎么去的呢?因为我写了一些东西,日本科学政府的科学顾问叶方龙,他是大连出生的,他能看中文,看到我发言的一本材料,他看了,他就给我来封信,他说我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日本代表,我已经给中国的中日21世纪委员会去信,希望你能列席,后来果然通知我列席,他说我想请杨教授作为我长期的研究员,当时科技部的部长,当时叫可谓主任,他说我们一直跟他们联系没联系上,怎么他这样,我说他看到我的一个材料可能是,他会议中间休息,他说我准备请你到我政策研究所工作,你愿意呆多长时间都可以,享受我们日本最高待遇,后来马上他让我去了,可是我那时候是科技培训中心主任,就我一个领导,所以后来家里老来信催我赶快回来,我在那儿呆的时间不到一年。那样一个机构,他怎么做的?他就跟我说,为什么成立国家政策研究所,他说国家有政策研究所,但是要有民间的研究所,有国家的研究所,所以他提到有专业化,说我们这个所就是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以我们都是科学技术的专家,因此我们必然请到各部委,对各部委专家有研究的专家到我这儿来工作,因为日本当科长很难,就相当于咱们处长,一旦当了处长以后就可以上升,回去就可以得到科长的任命,这就是一个优惠条件,强化情报,强化资讯培训的研究。这样的话这个所就是专业化。

第二,就是多元化。多元化他政府里边有政策研究所,他有未来研究很多的民间的研究所,而且我到他的企业,最大的企业集团,同友会,五大企业社团,我去了以后,我就问,我说你们对跟中国打交道怎么,他说我们有中国研究所,他每一个企业家社团都有中国研究所,我问金团联的,我说我能到那儿去吗,他说可以,我说你跟中国打交道有什么学问,他说我们有最重要的一条,主要问题是什么,他说中国,主要跟中国打交道最大的困惑就是找不到领导人,真正这件事情谁是最有权利的,谈判的不一定是最有权利的,他说我们始终摸不清楚,这是我们的困惑,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对策就是如何我们要是合作,跟中国合作的话,我们一定要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找准了就跟他合作,到那儿就跟他谈,如果买卖东西,我跟中国有关系的单位我都发,中国互相竞争我就得到最低的价格和最便宜的价格情况,为什么合作一定要找一家,他说中国如果你找几家的话最后你办不成了,因为互相之间的矛盾你没法解决,你解决不了,所以这样的话最后没办法。我一听,我们有多少条经验,他说主要的经验12条,你可以看出来,我说你们还有政府的政策,他说政府的政策不经过我们讨论,政府不会发布,中小企业事业团我也去了,中小企业事业团就说,他说如果中小企业有关的政策,必须经过中小企业事业团同意政府才能发布,因为什么?真正代表中小企业利益是中小企业事业团,民间组织,所以这样的话政府有政府的政策,群众团体,代表中小企业,这个话在我们中国来说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我们每年,我办这个杂志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办中外管理杂志,钱三强跟我们俩,钱三强同志提出来倡议建立这个杂志,建立这个杂志的时候,1994年,我请了一个日本专家,日本专家我几乎都请光了,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每年都来,有一个经济管理专家说他说中国居然没有中小企业事业局,他很奇怪,后来我们也有了,很快就有了,可以看出中国对我们中国的研究是很深刻的。第一、专业化,第二多元化,一定要多元化,就是说多方面去研究,任何一个政策要有几个部门研究,汇总以后,由中央最后做出决定再宣布。所以这样的话,使得我们避免一些小的错误或者是方向上的有些拿不准的时候。

我说明一点,今天是我们咨询培训的时代,这点要有足够的认识,第二,我们现在必须强化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思维方式对了,一切才对了,狂妄是一切失败,当你狂妄感觉自己不错的时候,就是倒霉开始的时候,这绝对是对的,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dylan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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