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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当前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不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近日对外宣布,他本人将从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贺卫方教授 《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 “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 “试图通过增大复试权重的政策趋向也不足以弥补其中缺陷:第一关没进来的不说,即便是那些进入者也必然面临着选择专业的彷徨和混乱,同时就法律史而言,通常课程设置多在大一阶段,两年多之后的考研过程中又不需要有一点点涉猎。到了复试阶段,考法律史则考生无法回答,不考则何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做法律史专业的研究生?....[全文][评论] | 北大法学院有关负责人: 从同事的角度来讲,能理解贺老师的苦衷,他的一些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从目前的大环境来说,既要消除社会的不信任、防止腐败产生,又要挑选最合适的学生,这的确是一个二难的问题。没有任何一项制度会是完美的,这一方的长处对另一方来说也许就是不足,难免有遗珠之憾,只能说选择相对比较合理的。如果从整个法学院的角度来考虑,现在的程序在保证公平、选拔人才方面还是非常严格的,也能避免人情、面子等给教授招生带来的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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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北大教授“抗拒招生体制”是“向上启蒙”的方式 确实,教授的本职工作是“传承知识,启蒙大众”,可是,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如何传承?以何启蒙?手被僵化的考核体制束缚着,僵化的招生体制下招不到心仪的学生,“传承与启蒙”大打折扣甚至扭曲了方向——如此,为了“传承与启蒙”的健康,必须先促进体制的变革——清华陈丹青与北大贺卫方的“不合作”之举是“向上启蒙”的一种方式吧。 期待更多的教授能告别做“沉默的羔羊”,告别“私下的抱怨”,站到公共平台上,推动这种“不合作”的启蒙,给既有的教育行政与体制以持续的刺激,敦促其改革....[全文][评论] 贺卫方教授戴上“公民责任”的光环 贺卫方教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研究生招生考试及其培养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去学术化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已经暴露无疑,那些具有学术专长和学术潜力的人常被挡在研究生院大门之外,而“应试天才”们则鱼贯而入。北大教授贺卫方先生声明,加上之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先生挂冠而去,两位知名教授所作出的选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研究生招生的具体规定。遗憾的是,陈丹青事件之后,舆论汹汹,规则如故....[全文][评论] 贺卫方停招研究生 以个人权利抗拒旧体制 制度从来不会完美,而只能走近完美。当教育体制中出现了贺卫方所认为的“不合理”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理应对此作出批评。众所周知,在惯性面前,许多人是沉默的。而正因为众人的沉默,使得贺卫方的表现是如此的惹眼———表达与反思不满,毕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无论你是知识精英,或是草根百姓。 显然,贺卫方的罢招是为争取教授招生自主。但笔者担忧的是:在招生自主下,贺教授有足够的道德自律使用这种“自主”,但如果遇到欧阳之类的无良教授,“自主”就成了恶行的拐杖——可能这是贺卫方罢招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全文][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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