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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教材被指盲目模仿西方 观点迎合保守家长

[摘要]性教育要讲究“优雅”和“审美”。《珍爱生命》中出现的“插入”“高潮”“性交”等词语超越了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只会惊吓到他们,直白的生殖器官图片也没有必要。

性教育教材被指盲目模仿西方 观点迎合保守家长

3月3日,周五正午,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的负责人韩雪梅正飞奔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她要穿过大片低矮的砖瓦房,避开路上满地的秽物,过布满湿水泥和污水的土路,赶到同心实验学校——一所被旧民房包围的打工子弟小学,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

自这家专注于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成立,并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珍爱生命》读本引入打工子弟学校,类似的日子已持续了将近3年。

3月3日这一天风和日丽,韩雪梅没意识到,风暴正在逼近。

3天前,千里之外的杭州萧山,因为学校失误,一位小朋友将这本需要老师辅导的《珍爱生命》当作课外读物带回家,在母亲面前大声读出了二年级下册的部分内容:“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母亲随即震惊。

课上一半,韩雪梅的手机被疯狂刷屏。杭州那位母亲的微博映入眼帘:书中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图和另一则防性侵故事截图被发到网上。

随即而来的,是一片怒骂。

这对韩雪梅简直是晴天霹雳。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北师大团队组织的性教育已平静地实践了9年,而《珍爱生命》则进入了京郊14所打工子弟学校。

好教材?坏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爱生命》这套书时,韩雪梅说,“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广科学教育的公益从业人员。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学校的女学生被一位老师强奸了;过了一阵子,她的朋友,一位体育老师告诉她,自己三年级的儿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让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觉得这事“太丢人了”;体育老师怕伤害儿子,选择忍气吞声,最终全家离开了北京。

“没有独立价值观的支撑,被人侵犯时,孩子会因为恐惧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而如果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不破除对性的羞耻感,就容易觉得被性侵才耻辱。”韩雪梅一度认为,现在的人们更缺乏的,是价值观。

因此,当她看到《珍爱生命》大段篇幅讲平等独立、尊重他人、作决定以及性不可耻的内容时,认定了“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带着教材走进学校,又发现自己想得太美了。

“老师,为什么电视剧里刚出生的孩子浑身都冒血,他会疼吗?”

“为什么非要男女结婚啊?我和女同学不能在一起吗?”她自己6岁的女儿也问道。

这些问题让韩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会因为“为什么要和爸爸一个被窝”的问题给她白眼,得到性知识的唯一场所是村头的公共厕所——在那里,姐姐们会聊些“大人的事”。快40年过去了,很多性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针对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质疑,编写《珍爱生命》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这也正是韩雪梅的担心。她知道,有小女孩曾反复遭遇父亲性侵,但每次和妈妈哭诉,只会说“爸爸打我”“爸爸弄疼我”,这样的表述长时间得不到重视。

有家长选择只告诉孩子哪里不能碰,这种做法反而令很多专家担心。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深圳性学会会长陶林觉得,孩子是一张白纸,给予规范、严肃的性知识,他们就会以科学的态度面对;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再加上媒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性信息,才可能诱发危险的尝试。

陶林在初中组织性知识科普大赛,结果,台上的学生严肃地抢答、思考,台下的成年人反而偷笑、议论,想歪的并不是孩子。

韩雪梅的实践中,绝大多数孩子也都严谨而轻松地对待性教育课程。

3月10日下午,北京同心实验小学的性教育课照常开始。五年级一班班主任卢新晨要开讲“月经和遗精”。

“女孩子第二性征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

瞬间,十几只小手举起来,“腋毛!”“错了,再想想。”“是月经!”

面对“你们谁见过带血的卫生巾”的问题,十几个女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而当卢老师将卫生巾画在黑板上时,后排的一个男生笑着大喊,“老师,你这也画得太丑了!”

“月经是很正常的,不脏,不恶心,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当卢新晨问出这句话时,孩子们整齐地大喊出了:“不怕!”

韩雪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果是首次上课,听到“阴茎”“阴道”这些词时,一年级的孩子能齐刷刷地读出来,反倒是五年级的孩子可能会低头翻书,甚至有孩子课前跑来问老师,这节课的内容是不是不能讲。

“我们要帮孩子树立起科学的观念,性的知识和生病、排泄一样,都是正常生理反应,不值得羞耻,这才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三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性学家方刚表示,北师大《珍爱生命》读本在这方面并无不妥。整体上看,“是小学阶段最好的性教育读本”。

韩雪梅6岁的女儿也是这套读本的忠实读者。读完整整11本书,孩子最好奇的问题是,“妈妈,那么小的子宫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我啊。”

她没预料到网友认为读本会带坏孩子。当有16年性教育经验的一线讲师胡萍指责《珍爱生命》盲目模仿西方,脱离实践,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是“隐性性伤害”的时候,韩雪梅被气得啜泣,一晚上睡不着觉。

胡萍表示,性教育要讲究“优雅”和“审美”。《珍爱生命》中出现的“插入”“高潮”“性交”等词语超越了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只会惊吓到他们,直白的生殖器官图片也没有必要。

她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比如二年级下册展示了父母裸体相拥进行性交从而生育的场面,过于细致的描绘会提前唤醒孩子的性认知,激起模仿;五六年级谈到了同性恋的内容,青春期的孩子恰巧在“同性性行为”阶段,讲同性恋可能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而焦虑。

《珍爱生命》的编委、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毫不客气地反对胡萍这种观点,“完全在迎合和代表部分保守家长们的需求”。

在他的学术认知中,同性恋是先天决定的,也没听说青春期会有“同性性行为”阶段。反倒是很多同性恋因为压力缺乏疏导,会在中小学阶段展现出情绪甚至精神问题。

周五下午,北京同心实验小学,一名男生大喊着:“三八妇女节就是处女膜撕裂变成女人的日子。”

这个孩子承认,信息的来源是“每周末都会看的一些网站”。

卢新晨曾有意调查这些不良信息的来源,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这些五年级的孩子会传阅黄色电影,上黄色网站,在玩游戏时接触到色情广告,甚至从长辈那里听到黄段子。

真正危险的性信息无处不在。曾有二年级的孩子问韩雪梅同性恋是什么,还有四年级的小男孩问她嫖娼的问题。面对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以及同居、裸露、未婚先孕的镜头和肆意美化的耽美文化,她认为正规性教育是抵御它们的唯一办法。

恐吓式性教育“恐吓”了谁

在韩雪梅谋求进入校园的过程中,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痛快答应了。这个校长看到,自己学校有学生六年级毕业就去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流动儿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

可韩雪梅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发去的联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长答应开展性教育,只是要求韩雪梅多带点剖腹产、堕胎的图片来,“越血腥、越吓人越好”。对于这些要求,她都婉拒了。因为流动儿童子女本来就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再用“恐吓”的方法去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碍。

不幸的是,在彭晓辉眼中,大部分中小学对待性教育恰好就这两种态度:一种是根本不当回事,胡乱应付,让校医、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每学期上节“生理保健课”,甚至发本生理知识课本了事;要不就是狠抓“恐吓式”教育,孩子别犯事是关键。

对于后一种态度,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专家坚决反对,本身不科学不说,更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在他的大学课堂上,有女生小时候与同龄儿童互相抚摸,到中学接受了“贞洁教育”,便觉得自己不再“纯洁”,自卑到成年,一直有心理包袱。

事实上,2008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从小学到高中应该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知识”;2012年实施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到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则明确指出,要将性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具体实施方法,更没有违背后的惩罚措施,全都是原则性规定。开展性教育实际上成了各学校校长决定的事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开展性教育的相关内容,严格来说,不开展性教育的校长还违法呢。”彭晓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校长们不一定担忧理论上的违法,却在乎现实的压力。

性教育课程不进入学校考评,不涉及升学压力;反倒是开展了,“哪怕99个家长说好,1个家长投诉,校长就可能要倒霉”。

最近,韩雪梅一度在公共平台上答疑,回应网友对《珍爱生命》的疑虑。可迎来的却是一些网友毫无理性的破口大骂。“唯恐学校不乱,给六七岁孩子教性知识,五年级还不乱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学就失身,中学就没处女了!教育败类!”

韩雪梅的好友曾被人骂作“干性教育不得好死”。彭晓辉在公开场合被人辱骂、殴打,甚至泼粪。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决策部门的暧昧态度和反对者们的疑虑构成了恶性循环。

在同心实验学校,性教育课程就曾被一名学生家长叫停。

这位父亲找到学校,“公立学校不开这门课,也没这门课。咋就你们来做呢?”

想破除这种局面,彭晓辉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决策部门站出来,以行政决策引领社会的风气,“不能被少数保守的人牵着鼻子走”。

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已然迈步。陶林担任深圳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期间,促成了深圳卫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三方合作开展性教育的体系。此番合作下,开展学生家长共七八百人齐聚一堂的性知识讲座相当普遍,鲜有家长提出异议。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珍爱生命》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卢新晨提到,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否则会引起血崩。

“老师,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声紧跟着响起。

“出很多血,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卢老师随即转换了话题。但几分钟后,女孩子还是念念不忘地再次举手,“老师,失血过多怎么办啊?”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少见,发生了就去看医生,可提问的女孩依旧眉头紧锁。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这一章节讲到“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适”即可,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课,她才明白。

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调查之后才发现,因为条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间屋子里,孩子还没睡着,父母就发生性行为,没有遮掩。韩雪梅相信,在流动家庭,这绝非个例。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女孩想了半天,告诉胡萍,“以后郊游,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拒绝那位叔叔!”

胡萍说,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韩雪梅也相信,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依旧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组,任课老师们能为“讲预防传染病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争执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饭都不吃就赶来上课,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参与公司的电话会议。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几天前,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

她想都没想,就回复道,“这个周末,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收到你的邮件,觉得充满力量。”

几分钟之后,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圈。只看一眼,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那上面写着: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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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judy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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