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劲草，让人不由想起茫茫原野间那一丛柔弱的绿，然而于风雨飘摇中坚韧地挺立。
它是一份民办中学的校报。现在就摆放在我的案头，很朴素的新闻纸，印刷略略粗糙。当我再一次打量它的时候，依稀能看到纸页间闪动的许多张稚气笑脸。
“我们学校好哩，阿姨，您是来投资的吗？”一个天真的声音在问。
很惭愧，我没有带去资金，只带去了关注的眼睛。
那是一次平常然而不太轻松的采访。一种陈旧的习惯势力还在这个西部小城散发着威压，然而一种更为顽强的力量正悄悄于石缝间探出绿意。对于春天的渴望真是太久了。
《疾风草》上有一些文字表达了这种渴望和无奈：“……到那时，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里才真正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不至于像现在，一条钢腿，一条泥腿；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一条长的，一条短的；走起路来一付瘸子的样子。”这是一位民办中学校长发自内心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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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更为强烈的呐喊正从夹缝中传来。
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
盘点民办教育的发展，会有种让人欲说还休的惊喜。
无资金、无校舍、无师资，甚至生源也是拾的公立学校掉下的麦穗。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麦穗成就了一片秋色。
1989年，信力建租下了广州
海珠区一间50平米课室，办了只有8个学员的英语(Q吧)培训班。这个具有胚胎意义的一小步，孕育了今天具有26个教育实体、集教育投资、教育科研、教育管理于一体的民办教育集团。
1993年，徐亚芬在掷地有声的承诺中接管了濒临倒闭的中专学校，从荒地上起步办火了驾校，成就了今天万里优质的系列教育品牌。当初办学没花国家一分钱，如今数亿元资产尽归国家，造福于教育大业。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民办教育的壮大规模：民办学校于1978年前后出现，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4年两次发展高峰期。到2000年，我国各类民办学校达5.4万多所，在校生700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4.4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25%；民办中小学7600多所；各类民办高校已有1274所，相当于全国高校总数的1/3，在校学生已超过200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民办大学在校学生已超过1.4万人。
在这种惊喜的背后人们逐渐看到了民办教育生存、壮大的坚实基础。
细心的人作了盘算，让人咋舌：以占世界1.5％的教育经费支撑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可谓穷国办大教育。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只有47％的高中生能够升入高校，大学生占同龄青年的比例为6％。国民教育素质的高低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而教育欠账的恶果开始向我们频频敲响警钟。教育需求的高速增长与现有国家财力限制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民办教育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
垄断和官僚因其成为公立教育之痼疾越来越受到猛烈抨击。王先庆在《中国教育业：垄断的最大牺牲品》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垄断，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国财富的净流出。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社会各种力量办学同时给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公正的待遇，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
采访中我看到，民办学校从最初的“拾遗补缺”发展到现在在教学质量、办学理念上已经开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台，和公办学校“分庭抗礼”了！在一些地方，由于民办学校咄咄逼人的招生优势，已经引起了长期陷入低效运转怪圈中的公立学校的恐慌。当一些地方政府为这种恐慌而更加恐慌时，其实，现行教育体制的铁幕已经被挑开了一角，教育的酵母开始被激活了！
面向市场是民办学校的座右铭。在一项对湖南省民办学校现状的调查中发现，在2984名被调查者中，有72.8%的人所学的专业是社会急需而公办学校又不能满足的专业。除此之外，民办学校还可以提供不同的教育条件、就读形式和特色课程等。有专家指出，教育的终极关怀永远是教育本身。民办教育的真正功能将突出地体现在“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上。如果说公立学校是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标志，那么民办学校则是国家实行教育民主化和多样化的另一标志。
有人曾把应试教育下的学生比作一群被赶进了夹道的野马。夹道黑暗拥挤，只有一个出口，惟有快马加鞭，咬牙狂奔。“其实，这夹道的两面高墙，一面是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其背后是就业竞争；另一面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其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资源不开放等根深蒂固的矛盾。这夹道的两面高墙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变化，但在思想上多开出些路口是有益的，也是可能的。”
我想，民办教育的出现，正是在这黑暗的甬道里透出亮光的“十字路口”。它的生存和壮大本身，就是对业已僵化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质疑，以及审视。
踉踉跄跄地行走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很能说明当下民办教育的处境：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易死亡，放入一条鲶鱼，沙丁鱼马上被激活。民办学校创办之初如鲶鱼激活了众多公办学校，如今被激活的“沙丁鱼”反过来围攻“鲶鱼”。如招生，历来划学区为牢的名牌公办学校，现在开始以赞助费为“诱饵”向学区外学生频频招手；或者干脆联手成壁垒，搞公对公的对口升学，限制学生升入民办学校。
2000年暑期，许多民办学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危机。由于普通高校连续扩招，使得本来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民办高校遭遇招生寒流。抢生源、打虚假广告，这种无序激战更被视为有“杂牌军”、“游民部落”的嫌疑。在京城火车站，许多民办学校的招生队伍之间差点上演了抢人大战的闹剧。
一些民办学校办成了应试教育的翻版，成了公办学校的“预备队”。在我采访的一所民办初中墙报上，赫然张贴着全校学生考试成绩的“排行榜”。“民办学校如果在各种会考中比拼不过公办学校，还怎么生存？！说到底，考还是法宝。”这所学校校长无奈地叹息。其背后的现实是，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一句话，先争取生存的权利，然后才能谈得上突破。
这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注定了民办教育踉踉跄跄，一路艰辛。
“广州有44家贵族学校，80%倒闭，成活下来的不到10%；60家专修学院，只剩下6家在苦撑苦熬。民办学校成活率之低，令人深思。”采访信力建时，想不到他的开场白竟是些沉重的数字。去年以来，凡是和民办教育沾点边儿的人多多少少表现出几分心绪不宁。
这场蔓延至今的倒闭潮，开始让人们重新审视起民办学校的面目。大多数民办学校还延续着草创期离退休老教师的师资结构，因而背影总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在经营管理上，有人把办学作为营利手段，收取过高的学杂费，实行“家族式”封闭管理，忽视了办学公益性、社会性、开放性的一面；而融资渠道的不畅更是令许多学校的发展遭遇瓶颈，为数不少的学校发展至今还过着“人在屋檐下”的生活。凡此种种，总给人“草台班子”的组装痕迹。
“这是民办教育在市场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结果，真正生存下来的将是颇具实力、健康的民校。”一位民校校长评价说。
惟其新生，才觉脆弱；惟其脆弱，更须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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