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韩洪刚
韩洪刚 2007年7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毕业，8月底至9月初入主三联竞争力做记者。
访谈者：黎娟娟
访谈时间：2008年1月20日
访谈地点：北京
大学康博斯餐厅
在我们渐渐被现实化的时候，我们的身边还会有那么一批人，在用力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坚守的路上哪怕会有碰壁，哪怕会有不快，他们依然无悔。对于韩师兄的坚守，佩服之余，还有祝福，希望心怀理想的人，终究能够在社会这个大森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Q：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本《竞争力》杂志吧。
三联书店下面的杂志有《三联生活周刊》、《爱乐》、《读书》、《竞争力》，《竞争力》只是其中的一本月刊，主要是研究公司行为的。它重点关注快速成长型公司，比如对企业的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等进行研究和评价。受众人群主要是公司和集团的管理层，目前还是以订购为主。
Q：月刊相比日报或者周刊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的理解是，月刊更多的是一些信息的集纳、整理和提炼，或者说思想性的积淀，月刊记者注重研究和梳理。日报更侧重于时间性，即时效新闻。周刊会侧重于事件的纵深，时效性不及日报，但强于月刊。
Q：你是一毕业就进的三联吗？
我是硕士毕业进入三联《竞争力》的。进入传媒领域，对我而言，有一点曲折。我本科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环境工程。本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建筑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渐渐觉得可以“一眼望穿以后的人生”。我觉得这样活一辈子，特没有劲，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觉得，记者会不断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生活有变化，很有意思，小时候也曾梦想过做记者嘛，于是想转到传媒来做。至今我仍然觉得，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生活是迷人的。生命应该是一种体验吧。当然了，当时我已经知道在中国做记者其实挺郁闷的。
Q：那促使你知难而上的想法是什么呢？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记者的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句话的触动。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的一句话，“凡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句话给我了勇气。可能由于我是山东人，受儒家思想熏陶，免不了有一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放在当下的语境，就是想做一点推动性的工作。我就辞了职，考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我本科时，在校报做过学生记者，但我在新闻方面还是没啥功底。
当时从上海来到北京，很有点义无反顾的味道。我还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觉得“北京尚还是一个可以做一点理想主义事情的城市”。说到理想主义，当时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就是央视的《新闻调查》。我很推崇《新闻调查》的记者，很钦佩他们在品位和专业水准之中透着的坚守与执着。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新闻调查》节目，好像是关于淮河水污染的，我淹没于那种大气与纪录感之中，从此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很想进入《新闻调查》工作，但觉得自己底子太薄，就打算考研先。我其实不喜欢做电视，但觉得这个栏目不错。
Q：我听说，你后来真的如愿以偿去了《新闻调查》。
是的。说来还似乎有点传奇。我刚到北京不久，就在中华传媒网偶然认识了刘春，他曾在《新闻调查》工作过，当时已是凤凰卫视的助理台长。通过刘春老师，我得到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电话。我联系了三次，但跨度有三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6月1日，踏入《新闻调查》的大门，实习三个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三年与仨月》来记录这段时光，收录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中。
我实习中的表现，得到了制片人的赏识，但我当初想在“调查”工作的想法，却有些动摇了。我觉得“调查”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也与一些媒体的报道出入很大。所以很犹豫要不要争取留下。实习结束后，有几次我因事回“调查”，推开门的瞬间，我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温暖。这种温暖感让我选择的天平开始倾斜。我就想，调查于我，就像北大于我一样，身在此山中，也就觉得“不过如此”了，纵然千不足、万不是，但它还是有“相对好”的一面，对吧，这么大个中国，也并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去处。再说了，毕竟我憧憬了很多年、实习了三个月，能够留下来的话，也算是一个传奇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借助这个平台，我可以做出一些有影响力的节目。我就这样说服了自己。在2005年11月8日，也就是记者节那天晚上，我给制片人张洁写了封信，说希望成为一名“调查人”。张洁很快给了我回复，只有三个字，“欢迎你”，我就回来了。
Q：那你在《新闻调查》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工作？
名义是见习，职位是助编，也就是打打杂吧。报选题，找资料，翻带子，联系采访，也有跟着摄制组出差。比如去过威海、旅顺，做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片子；去过湖北监利县和四川都江堰，做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片子。但总的来说，我后来在“调查”待得并不顺利，最后离开了那里。
Q：什么原因呢？可以说你是花了一定的努力吧，才来到这里的。
这个不是太好说清，很多事情都是缠绕在一起的，就像蝴蝶效应，你很难说哪一点起了关键作用。我只能说说我的个人感受。大概有两个因素，显得突出一点吧。第一，实习快结束那会儿，我以私下的方式给张洁写过一封信，指出“调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张洁的认可，但没有想到，信却被贴到了办公室的公告栏里。我对此有些不安，因为我信中从新闻职业角度指出了一些老编导工作作风的不当，绝无私怨。不过，当时我也没过分在意，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后遗症。
再次回到调查后，就有几个同事跟我提及那封信，善意地说，我指出的是“事实”，但那样写“很不周到”等等。我这才有些真往心里去了。我就想，电视毕竟是个团队合作的事情，和同事处不好的话，那工作怎么做哦，我也听说过同事间不配合的例子。所以，我慢慢变得很在乎一些感觉，谨小慎微，甚至有意矮化自己，试图挽回那封信造成的影响，获得团队的接纳。这样，我的心态就有些失衡，结果也就是显然的了，我既没获得团队的接纳，也没表现出我的能力。后来我看到，这种困境，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描述，叫做“约拿情结”。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说是新闻理念的分歧。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就在选题会上提出过“放大光明比揭露黑暗更重要”的观点。我的认识是，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新闻调查》擅长的“揭黑”报道，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仍处在“结构性之内”，一些报道也许可以解决具体的事情，可舆论过后，同样的事情照样死灰复燃，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的想法是，“揭黑”当然需要，但至少应该同等地去关注和报道转型社会中那些具有改革性、创造性和推动性的力量或者观念，这也许是微末的，但如果善加运筹，或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只有这样，《新闻调查》在中国驶出“历史三峡”的转型运动中，才可能有真正的贡献。我把这叫做“放大光明”。所以，我喜欢报那些缓慢而不那么冲突性、但具有结构性价值的选题，而那些黑幕和悲惨的故事，可能我的神经过于敏感和脆弱吧，我有点不能触碰，太压抑了，透不过气来。但是，我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尤其是编导不愿意做这样的选题，也许是基于收视率和操作上的挑战的顾虑吧。
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以及一些个别的事情的纠合，我的处境比较尴尬。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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