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郑也夫
8月2日，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搂胳膊，卷袖子”地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名道姓地陈说原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
郑也夫的文章说，“从媒体上获悉景天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被评选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时，心理处于不合逻辑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觉意外——现实的惯性不可能不作用于我，另一方面仍感震惊——我毕竟还存有一丝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
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社会学所的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景天魁和他们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前者著述声誉均好，中者与景天魁年龄相仿、社会学多干了十年，后者时任社会学所书记。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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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郑也夫这样直接点名质疑并称对方为“二流学者”的，并不多见。非议和争论也由此而起，有人认为中国学术界如郑也夫这样的人太少了，也有人认为郑也夫不厚道，肯定跟景天魁有私人恩怨，跟中国社科院有私人恩怨。
北大教授郑也夫坐在自家一把老式躺椅上，上穿一件家常白背心，下套一条深蓝色旧运动裤。可能是运动裤的松紧带坏了，一根旧牛皮腰带直接就那样简单地捆在裤腰位置上。
我们小时候因为老穿松紧带裤子，很羡慕大人有根腰带。一旦得到一根腰带，也是像郑也夫这样简单地拴在腰上。
如果不是那张依然英俊的脸告诉你这是郑也夫，那他就是北京大街上极其普通的很常见的一种中年男人。
古旧的躺椅，是喜欢古旧家具和非洲木雕的郑也夫淘回家的，躺椅旁放着一大盆夹竹桃，看起来有些残败，朝天伸张的枝条却散发出一种硬朗，犹如眼前的郑也夫，早过中年，依然愤世嫉俗，依然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像夹竹桃一样对空气有吸尘作用。
9月21日下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郑也夫说到激动之处，上半身会突然前倾，带起一股小风。累了的时候，会靠在倾斜的椅子背上，那张刹那沉默的脸就半藏在夹竹桃还不怎么成形的树冠下。
记者曾经想借此话题联络采访景天魁，发出去的采访邮件石沉大海，办公室的电话总没人接，只得在一种职业的遗憾里“完成”了这次采访，让郑也夫唱了一场独角戏。在追问郑也夫的过程中，我们获悉了郑也夫跟周边环境的种种恩怨，也了解了一个精神洁癖“患者”的游击生活。
“我跟景天魁没有个人恩怨”
人物周刊：中国社科院刚评出最新的学部委员，你就对他们质疑，你就没有顾虑吗？
郑也夫：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一点都没有顾虑。长期以来我已把自己边缘化了，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权欲，还没钱，15年不申请经费，一分钱的社科基金都没有。无欲则刚，有权势的那些人，你们能怎么着我？我就教课，我的话没有违反宪法没有出大格，我没有什么怕你们的，你们能怎么着我？
人物周刊：不怕别人说你耍无赖？
郑也夫：你要愿意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十几年、二十年前就这样，我就是写东西，出卖自己的声音、思想。我除了在中学当过班长以外，没做过什么官。
人物周刊：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官？
郑也夫：对，我中学时因为跑得快，当时学校娱乐活动很少，跑得快成小明星了，400米、800米都拿过冠军，全年级的，加上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可以当这个班长。
人物周刊：那你不担心别人说你跟景天魁有个人恩怨？因为你曾经跟他都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
郑也夫：我跟他没什么个人恩怨，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诞。我在北京社科院受过不公正待遇，在中国社科院受过不公正待遇，我以前什么时候把北京社科院的事和中国社科院的事捅到媒体上去了？我什么时候指鼻子骂社科院对我很不公正的人了？我为什么要说你？是因为你戴上桂冠，太荒诞了，你没有那个能力。
人物周刊：你不怕别人说你老郑不厚道吗？
郑也夫：我不认为自己是很厚道的人，但是也不认为是极为刻薄的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太计较别人，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自己要自律，自己不要太刻薄了。倒是有人说“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很厚道。
人物周刊：你所认识的景天魁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有把握说他是二流？
郑也夫：我和他到社会学所的时间差不多。当时他是副所长。他最初不是学社会学的，他是学马列的，在哲学所做马列室的主任，他是晚年从哲学口进入社会学口的。我说他的水准不高，他凭什么水准高？他要是水准高那得是天才，他半路出家，五十好几了才过来。有一次在社会学所，我们和外国社会学家座谈，他进来坐了一会就插嘴了，一插嘴我就脸红，太外行了。我替他惭愧，进来干吗啊？好几个人在那儿谈，都不离谱，却冒出一个副所长离谱。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北京社会学界前10名的都是谁？
郑也夫：有什么意义啊？说出来不好听，会伤害很多人，没有必要伤害那么多人，谁是谁不是的，只是要说景天魁你离谱离大了。
人物周刊：看你的情绪，你是实在看不过去，忍无可忍了？
郑也夫：我认为中国学者知道什么叫好坏，自己学问做得不算太好，但是不影响自己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希望把整个评价过程公开，以往没有公开，就有人可以很大胆地做违心、不公正的事。推动公开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导火索，有一个事件。所以景天魁这个事件一发生，我就很有情绪去推动。这样，情绪的冲动跟我长期要做的事情合拍了。
人物周刊：你实际上是和某些制度有恩怨，不是跟个人有恩怨？
郑也夫：概括上稍微有些偏差。
人物周刊：那么景天魁就成为你跟制度斗争的靶子了？
郑也夫：我有的时候挺讨厌那种作风，圈里的人都知道是谁，就是不点名。干吗啊，说就说嘛。我对这事负责，说就说了。
人物周刊：景天魁这件事后，社科院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郑也夫：没有。保持沉默。我只是搅了一下局，局内掌盘子的人没有任何信息反馈给我，直接、间接的都没有。我猜想他们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沉默，他们相信这个事会平息，没有多少人爱答理这个事。
人物周刊：你在体制内生活，为什么又对体制不满？
郑也夫：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在一个体制下，一直都捞到好处的人，能大骂体制吗？大骂体制的人往往是在体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然有恩怨。我要是一个捞到好处的人，我怎么可能批判这个制度呢？我反感制度是因为在此之中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一个人的反压迫需要升华，从针对个人转向针对制度。我批评社科院，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只是希望这种学术评价制度公开透明一些。
人物周刊：你说，“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是也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声音都没有。”不高尚的有哪些？
郑也夫：可以说是在很多评价系统上有问题。群体内部都建立不好一个规矩，还建立社会的规矩？中国足球被那么多人骂是因为曝光，被别人看到球怎么踢得那么差？跟国外比起来差远了。只是大众不知道，中国的社会学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跟国外比更是有距离，也会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大众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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