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校园性教育和心理教育追问
“是什么使她选择用最不理智的方式处理这场危机？”高淇之死令人扼腕叹息。有人说，如此传统、狭隘的“贞节观”似与日渐开放和多元的校园氛围格格不入。
还有人认为，在面对性侵犯、意外怀孕时，高淇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危机处理意识之弱，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
抛去关于“强奸”的是非争议，更多的人开始向近乎瘫痪的大学性教育和心理教育追问。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高级心理咨询师赵白帆分析说：“从高淇的遗书和给老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对性的认识趋于保守，认为‘逾越了界限就是肮脏的、受辱的’。”
这种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家庭环境和从小接受的教育，“高淇出身农村，也许传统贞节观念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
但是，上了3年大学后，她仍然沿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性教育的缺失。
“我们现有的性教育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德育说教、政治工作之类的模式。”长期关注青少年性教育的赵白帆深感在高校推行真正的性教育仍有很大障碍。
有一次，昆明一所大学医学院欲邀请她去学校做一个性教育的讲座，商谈下却发现双方对“性教育”的理解完全相左。校方想告诫学生“不可以有逾矩行为”，而赵白帆却希望现场演示如何使用安全套，医学院院长大惊失色，最终未能成行。
这种欲语还休、遮遮掩掩的“性教育”强调从伦理道德层面训诫学生“不可以”，却不告诉学生如何防范危险，如何减少伤害。因此，一个既成的恶果就是，第一次被胁迫发生性关系后，也许出于害怕或羞耻，高淇没有报警；而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却不懂得及时处理。
心理专家分析说，从后来两人仍保持来往来看，高淇对该男生可能有一种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复杂情感，有对异性的好奇，有肌肤接触的恐惧，而被玷污的受辱感最终占了上风。“‘不可以发生！一旦发生，你就毁了’，这其实就是现有的‘性教育’给人的心理暗示。”
学校指派与高淇谈话的3位老师中包括一名研究性科学的心理老师。高淇出事后，这位心理老师以“压力太大”为由婉拒了采访要求。她表示，在谈话时高淇三缄其口，什么也不肯说，所以“采访也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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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谈话内容已不得而知，但赵白帆认为，从专业的心理救助角度来说，行政角色（副院长、班主任）的介入可能使得谈话的效果适得其反。“一旦谈话中出现了道德上的评判，可能会让高淇自惭形秽，让本已觉得羞辱的她心理压力加剧，为证明自己的‘清白’、‘纯洁’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结束生命。”
赵白帆表示，高淇经过了怎样的心理挣扎现在已经无法妄自揣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杀不是突然的想法，而是在大家不知道的长时间内积郁已久的。谈了那么久，还这样坚定，说明她的自杀冲动很强烈”。
专家认为，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高淇如果找人倾诉，也许会缓解压力和内心的郁闷，获得帮助，从而改变生命轨迹。但“她的性格可能比较封闭和偏执”。遗憾的是，亲友和同学都忽略了她的种种变化。
“觉察到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心理障碍、需要心理干预也是一种观念和能力，这需要心理健康的普及性教育。”赵白帆说。
赵白帆感叹青少年生命意识淡漠，生命教育被忽视得太久。这种缺失，不仅是在大学，和性教育一样，生命教育应该是青春期教育的一部分。
据北京
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约占死亡人数的26.04％。学习压力、精神疾病、情感挫折、就业压力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2006年的每个月都有此类新闻见诸报端，仅在2月份，某农业大学短短10天内就有4名学生自杀。
“心理脆弱，加上生命意识淡漠，当然觉得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专家呼吁，“高校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机制不该再是纸上谈兵了！”
[责任编辑: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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